语言有一个底座。说一种语言的人属于一个(或几个)种族,属于身体上某些特征与别人不同的一个群。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,不脱离那种代代相传地决定着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信仰总体。
语言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庞大最广博的艺术,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,像山岳一样伟大。
——EdwardSapir:《语言论》
???其一
说得真好,语言像山岳一样伟大。不管哪一种,堆垒到20世纪,都成了山。华语无疑是最高大幽深的巨岳之一了,延绵的历史那么长,用着它的人数那么多,特别有资格接受E.Sapir给予的“庞大”、“广博”这类字眼。一度与它一起称雄于世的其他古代语言大多已经风化、干缩,唯有它,竟历久不衰,陪伴着这颗星球上最拥挤的人种,跌跌撞撞地存活到今天。就是这种声音,就是这种语汇,就是这种腔调,从原始巫觋口中唱出来,从孔子庄子那里说下来,从李白杜甫苏东坡嘴里哼出来,响起在塞北沙场,响起在江湖草泽,几千年改朝换代未曾改掉它,《二十五史》中的全部吆喝、呻吟、密谋、死誓、乞求都用着它,借大一个版图间星星点点的茅舍棚寮里全是它,这么一座语言山,还不大么?
但是,山一大又容易让人迷失在里边。苏东坡早就写好一首哲理诗放着呢: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终身沉埋在华语圈域中的人很难辨识华语真面目,要真正看清它,须走到它的边沿,进出一下山门。
我揣想最早进出山门的比较语言学家是丝绸之路上的客商。听到迎面而来的驼铃,首先要做的是语言上的判断。那时唐朝强盛,华语走红,种种交往中主要是异邦人学华语。这就像两种溶液相遇,低浓度的溶液只能乖乖地接受高浓度溶液的渗透。尽管当时作为国际都市的长安城大约有百分之五的人口是各国侨民、外籍居民及其后裔,华语反而因他们的存在而显得更其骄傲。请读这一阕词:
“云带雨,浪迎风,钓翁回掉碧湾中。春酒香熟妒鱼美。谁同醉?缆却扁舟蓬底睡。”
这竟然出自一个沿着“丝绸之路”而来的波斯商人后代的手笔!他叫李殉,在唐代诗歌领域已占有一席之地。就从这几句便足可看出,华语,连带着它背后的整个华夏文化人格,曾经被一个异邦人收纳到何等熨帖的程度。语言优势与心理优势互为表里,使得唐代的中国人变得非常大度。潇潇洒洒地请一位波斯大酋长代表中国出使东罗马,请一位日本人担任唐朝国家图书馆馆长(秘书监),科举考试也允许外国留学生参加,考上了称作“宾贡进土”,也能在朝廷担任官职。这些外国人当然都讲华语,都在一种无形强磁波的统摄下,不必深加防范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华语对于别种语言,不太平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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