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一
时至岁末,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起,因此我也变得“重要”起来,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,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。难道真是这样了?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、虚飘飘。
实在想不到,在接不完的电话中,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。待对方报清了名字,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: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。他在电话中说,30年前的春节,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,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。那张贺年片已在“文革”初抄家时遗失,老人说:“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,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?”老人的声音,诚恳得有点颤抖。
放下电话,我立即断定,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。
我果坐在书桌前,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。那时候,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,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师竟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,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。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,依然学者林立。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,即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。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,至少当时我们就在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,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。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,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,引得外校教师纷纷到我们班来听课。穆尼老师来劲了,课程内容越讲越深,而且专挑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,我几乎一次也答不出来,情景十分尴尬。我在心中抱怨:穆尼老师,你明知有那么多人听课,向我提这么难的问题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?后来终于想通:这便是学者,半点机巧也不会。
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,也能约略辨识学问和人格的亮度。我们当时才十四五岁吧,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,凭孩子们的直觉,这些老师当时似乎都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牵累,日子过得很不顺心。到放寒假,终于有了主意,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。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,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,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。说好了,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,怯生生地敲开门,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,嗫嚅他说上几句就走。老师不少,走得浑身冒汗,节日的街道上,一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。
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。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,总该是他画得多一点,我负责写字。不管画什么,写什么,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。但是,就是那点稚拙的涂划,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,把30年的岁月都刻穿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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