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,南朝政府又在郁州③侨置冀州,以示不忘收复失土之意。这是一种“精神收复法”,不是通过军事政治的努力,从实际上收复失土而是用一种象征性的手法,在意识形态中收复失土,这种“精神收复法”有没有实际意义,起了什么作用,是好是坏?这要放到历史的具体条件中去评论。可是南宋政府连这样一种象征性手法也没有敢用,因为当时北方大片土地被金兵攻占,南宋君臣一心只想泥首乞降,唯恐金人不肯笑纳这笔重礼,怎敢再提收复之事?后来和议成立,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金朝对北方土地的占有权,从而收复失地变成了非法行为,要求收复的思想也变成为非法的思想,写下了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。
燕山府沦陷是个历史悲剧,身为最后一任安抚使的蔡靖在酿造这个悲剧中也有他的一份“功劳”。虽然考核他在这多灾多难的一年任期中可说是无所作为,表面上看不出他应负多少责任,但是一个长官的“无所作为”,就在事实上使得别人“有所作为”。无论郭药师,无论斡离不,在这一年中都是很有作为的。“傀儡就是帮闲”,不能以傀儡作为替自己辩护的理由,这个历史教训是惨痛的。
宣和末期,金兵南侵之势已成,两河地区,首当其冲,这是谁也看得清楚的事实。当时充任河东路安抚使的张孝纯和真定路安抚使的刘鞈都是著名的“边才”,在军事、民政、培训后备部队方面各有专长,各著功勋。宣和六年十一月,朝廷派蔡靖接王安中之任,充当比河东路、真定路更重要的燕山路安抚使。当时舆论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,相信他能拿出有效的办法来钳制郭药师八只横爬的足,重措燕山路于磐石之安。舆论对于过去声名不太狼藉的初任官员都是这样期望的。何况当时,他官拜为保和殿人学士,比刘鞈、张孝纯的官衔都要高出一头。即使在政宣时期,权奸横行,许多人把大官看得一钱不值,但只要他依傍权门的色彩不太浓厚,仍有人把官衔看成为一种衡量标准,把他的官衔与他的道德、品行、学问、才能等同起来,成为一个混同体而肃然起敬。
这是一种社会偏见,可是这种偏见由来已久。
其实,撤去与王黼、蔡攸关系密切的王安中,而代以派系色彩较淡的蔡靖,这还是朝廷当权派的一个阴谋。把蔡靖撂到烧得通红的铁床上去烤一烤,炙一炙,把他烧得皮焦肉烂,混身冒烟,那时就可宣称:与他比较起来,王安中还是此胜于彼的。只要能够压倒政敌,抬高自己的一派人,不论要国家付出多少代价都行。这在官场上,不仅是不乏其例而且已很难找到相反的例子了,可是,一般人不明真相,他们真以为朝廷已有去旧布新的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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