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便宜的、一毛钱一片的止痛药来止痛……
杨嘉北看着这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,看着黑土地矗立的一个又一个废弃工厂,烟囱,钢铁建筑……
最先下岗的是工程师、技术员,是和厂长、车间主任、领导没有关系的人,是年龄最大学历最低的人,不要说今后的养老补贴和津贴,就连下岗津贴和遣散费也被层层克扣,到手不过薄薄一层。那些人已经不配称之为人了,他们只是一群为了自我利益、为了金钱而不在意人生死的怪物。
杨嘉北大学毕业那年,不少父亲的朋友过来贺喜,其中就包括小时候教过杨嘉北弹钢琴、拉小提琴的一个老教授,他以前是厂里的知识顾问,是高级骨干,精通中日俄三语,在即将退休的年龄时离开工厂——他在第一批被裁员的名单上。
“都说是给工厂经济减负,是’存菁去芜’,”老教授喝多了酒,感慨,“怎么我们这些杂草都被拔了,这还是不见好?这工厂咋还是倒闭了啊?”
没人能说出过所以然,他们在工厂里干了半辈子甚至一辈子,有的人老老实实一件错也没犯过,年年评劳模,忽然就成了工厂的包袱,成了经济的负担。
很多人都想不到后来会发生这样的事。
杨嘉北也没有想过,贫穷能让一个曾经腰杆挺直的男人,变成默许妻子出卖皮肉、甚至默许妻子’贩卖’女儿的恶魔。
房间中还是热腾腾的,桌子上的菜,杨嘉北没胃口吃,也没心情吃,他喝了一瓶啤酒,不是壮胆,他是怕自己难受,怕自己一说起这些就心梗——他得说出来,得说。
没有人再疼茉莉了,他得替她撑腰。
宋工强低着头,他脸上的红还没褪下去,还是红彤彤酒蒙子的样子,杨嘉北知道他没醉,杨嘉北得在他清醒的时候把这话都说了。
“说实话,我小时候还觉得您挺好,叔,我那时候真心觉得您好,后来呢?我知道下岗没办法,知道工厂倒闭……这都没办法的事,我也理解您那时候吃了不少苦,但是,”杨嘉北说,“您怎么对茉莉?”
“您在外面有女人的事,完全不怕茉莉知道?您就不想想那时候茉莉还在上学,她得考试啊,”杨嘉北手握成拳,砸了下桌子,“她从小到大成绩这么好,完完全全能考个好大学,能走出这东三省,她那么优秀,她的未来还有那么长时间……您就一点儿也不想?”
宋工强说:“她最后考的也不赖。”
“那也没你的功劳,”杨嘉北说,“她跟着爷爷一块儿生活的时候,你往家里寄过一分钱吗?她被她妈带着走的时候,你吭过一声没?”
宋工强坐不住了,他提高声音:“那是因为人家有钱!”
“我知道当时她妈带她走是想干什么他妈的狗屁事!”杨嘉北盯着他,“你知道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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