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与史书中记载的刚断果决的形象颇有出入，与前文唐代两块碑刻相比，笔力有着明显差距，似乎也体现出唐宋两朝之间的气质区别。

　　有人猜测，杨氏之书，更多的目的大约是为政治服务，为的是向士大夫显露并塑造一个知书达理的皇后形象而已。

　　及至明代，对宫中女子书法的记载虽然不多，却各有特色，体现出明代书法艺术昌盛之象。

　　如《玉台书史》记神宗贵妃郑氏所抄经书“楷法秀整”，《列朝诗集》曰武宗王妃“诗幸蓟州温泉题诗自书石刻，今石刻尚存”，《书史会要》称娄妃所书江省永和门并龙兴普贤寺额，宁靖王女安福郡主“工草书”等等——由此可见，不仅在书法字体上门类众多，连艺术表现形式也比前朝丰富了起来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清朝后妃宫女几乎全无记载，大约也类同元代，“番邦女子”志不在此道吧。

　　历朝历代对于宫廷女性书法的记录大多如蜻蜓点水寥寥数字耳，一旦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据，则全然流于“善书、工文”的敷衍。

　　在男权社会中，女性的艺术才能原本就很难得到重视，纵观故纸当中的点评，或谄媚，或轻浮，或臆测，又或许只不过是人云亦云。

　　大约宫廷中的女性之于古代社会，只不过是几朵装饰于屏风上的花枝，她们的存在似乎只是某种意义符号，因为一道高墙以及“皇室”这个词汇的镀金，徒为她们增添了神秘感。

　　对于“宫外”的人而言，她们大概就是想象中虚无缥缈的画像，想必是美丽而寂寞的，如若增添了一些诗书歌赋之类的才艺，便更为难得。

　　一如《红楼梦》里，贾宝玉写了几软绵绵的歪诗，也有人争相传抄了去，只因为“风传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哥儿所作”，与其说是对才华的欣赏，更多的大概只是一些望梅止渴的绮思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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